国际刑警组织的新豁免协议(正式名称为《国际刑警组织特权与豁免总协定》)于2025年11月24日至27日在马拉喀什举行的该组织全体大会上获得通过。该协议现已开放供国际刑警组织的196个成员国签署和批准。目前已有13个国家签署。尚无国家交存批准书。

查理·马格里(Charlie Magri)、泰德·R·布罗蒙德(Ted R. Bromund)和桑德拉·格罗斯曼(Sandra Grossman)在Just Security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新文章,题为《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应拒绝其新的特权与豁免协议》,分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豁免协议,并主张成员国应拒绝签署。

起诉国际刑警组织本来就是一条狭窄的道路

文章以一个经常让人感到意外的观点开篇:早在马拉喀什会议之前,因国际刑警组织滥用其数据处理系统而起诉该组织就已经极其困难。

在美国,根据第12425号行政命令,国际刑警组织自1983年以来一直享有广泛的豁免权,该行政命令根据《国际组织豁免法》将其指定为公共国际组织。1995年和2009年的历届行政命令进一步扩大了该豁免权。美国上诉法院在2022年的埃尔·奥马里诉国际刑警组织案(El Omari v. INTERPOL)中确认,该组织享有“通常由外国主权国家享有的相同诉讼豁免权”。从实际操作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在美国法院享有诉讼豁免权。

在欧洲,情况则有所不同。原则上,国际刑警组织仍然容易受到根据欧盟法和《欧洲人权公约》(尤其是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提出的索赔的影响。这种脆弱性在2015年显现出来,当时国际刑警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国民提起的一起诉讼中,在常设仲裁法院作出裁决前支付了巨额和解金。正如国际刑警组织自己的经审计财务报告所提到的那样,这份“红色通缉令和解协议”之后不久,该组织便与法国重新谈判了总部协定,并引发了一波改革浪潮,最终产生了当前的《CCF章程》(2016年)、通报与散发工作组以及现行《数据处理规则》。

此后,国际刑警组织一直将CCF定位为欧洲判例法意义上的“有效救济”。欧洲狭窄的诉讼窗口原则上依然敞开,但门槛已经提高。

国际刑警组织豁免协议带来的改变

《总协定》旨在填补遗留的空白。

它赋予国际刑警组织在各国内国法院就其数据处理活动享有近乎完全的豁免权。关于国际刑警组织数据的争议将专门转交至CCF处理。由于CCF可以更正或删除记录,但不能判处损害赔偿,因此在任何批准该协议的国家中,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成为目标的个人将失去仅存的外部法律问责途径。

该协议中的例外条款(即商业合同、机动车索赔以及秘书长的豁免)对遭受滥用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报的个人没有帮助。它们涉及的操作事项与国际刑警组织成为公共政策严重关切对象的唯一原因无关,即它处理的数据以及对该数据的滥用。

作者为何反对签署

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并非指国际刑警组织目前很容易被起诉。而是指出,仅存的一点诉讼可能性(尤其是在欧洲)似乎成为了自2015年以来国际刑警组织实施的所有重大改革背后的驱动力。

2015年的他和解协议被普遍视为2016年《控制委员会章程》的催化剂。2014年初媒体对蓝色通报滥用现象的持续报道,普遍被认为是推动2014年底宣布的蓝色通报甄别改革的动力。作者认为,这种模式是一致的:外部问责往往会促成内部改革。

作者主张,消除这种压力将削弱该组织内部改革派的政治立场,而此时国际刑警组织滥用权力的模式演变速度,正赶超该组织保障措施的更新速度。文章敦促成员国(尤其是美国和欧盟成员国)拒绝签署该协议,并公开表明拒绝态度。

下一步

面临国际刑警组织通报?

Otherside 在 CCF 代表个人和公司,对红色通报、扩散通报以及国际刑警组织档案中的其他数据提出异议。若符合律所的介入标准,可免费进行一次 30 分钟的 Zoom 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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