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马格里与格罗斯曼、扬和哈蒙德律师事务所的桑德拉·格罗斯曼共同合著了一篇由国际律师协会（IBA）出版的文章。该文章题为“2024年国际刑警组织实践库：促进警务合作与维护人权之间未解决的张力”，对国际刑警组织最新版《章程第2条和第3条实践库》进行了分析。
文章开篇阐述了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双重角色：既是全球警务机构，又是受国际人权原则约束的行动者。文章强调，国际刑警组织的系统——特别是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s）和扩散（diffusions）——正日益被威权国家滥用，以刑事执法为幌子进行跨国镇压。
第2条的纳入
2024年实践库首次纳入了对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2条的解释性指导，该条款规定该组织应“在各国现有法律的范围内并本着《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运作。文章讨论了这一纳入如何明确国际刑警组织必须积极保障个人权利，而不仅仅是保持中立。文章进一步解释了实践库如何纳入国际和区域标准，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欧洲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作者们批判性地评估了实践库在第2条下的评估框架，包括其对请求国人权记录、司法独立性以及个人受害风险的关注。然而，他们指出，该指导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可帮助从业者评估复杂案件合规性的实际案例。
他们还指出了令人不安的模糊之处——例如，有观点认为某些权利侵犯（如过度审前羁押）本身可能不会导致通报不合规。文章强调，需要更明确地说明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替代形式的证据（如法律意见或个人声明）来证实滥用指控，尤其是在无法诉诸法院的情况下。
第3条下的指导
转到第3条，该条款禁止国际刑警组织干预主要具有政治性质的事项，文章审视了实践库对涉及政治人物、抗议活动和恐怖主义相关指控案件的扩展处理。文章欢迎纳入实际案例，这些案例有助于区分真正的刑事指控和那些被用作政治迫害借口的指控。
然而，作者们强调了显著的空白——尤其是在涉及金融犯罪的案件中，这些犯罪日益被用来针对政治对手和商业人士。尽管实践库承认存在滥用的可能性，但它没有提供足够的标准或案例来指导对政治敏感经济犯罪的评估。
文章提请注意这些限制如何影响国际刑警组织滥用的“非传统”受害者——例如卷入政治动机诉讼的商人。作者们呼吁在这些领域提供更强有力的指导，并提高证据标准和基于情境评估的机构清晰度。
结论
马格里和格罗斯曼总结道，尽管2024年实践库反映了进展——特别是通过其扩大范围和纳入第2条——但它最终未能弥合原则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更清晰的基于场景的示例和制度支持，该实践库仍停留在愿景层面，而非实际运作。他们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在未来的修订中优先考虑清晰性、一致性和资源分配，以确保有效防范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