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马格里与 Grossman Young & Hammond 的桑德拉·格罗斯曼(Sandra Grossman)共同撰写了一篇由国际律师协会(IBA)发表的文章。该文章题为《2024年国际刑警组织实践汇编:促进警察合作与维护人权之间未解的紧张关系》,对国际刑警组织最新版《关于宪章第2条和第3条的实践汇编》进行了分析。
文章开篇阐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两重角色:既是一个全球警务机构,又是一个受国际人权原则约束的主体。文章强调了威权国家如何日益滥用国际刑警系统的机制——特别是红色通缉令和扩散通报——以借刑事执法之名行跨国镇压之实。
第2条的纳入
2024年版《实践汇编》首次纳入了对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第2条的解释性指导。该条款规定该组织必须“在各国现有法律的范围内并在《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下”开展活动。文章探讨了这一纳入如何明确国际刑警组织必须积极保障个人权利,而不仅仅是保持中立。文章进一步解释了《实践汇编》如何纳入对国际和区域标准的引用,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欧洲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作者批判性地评估了《实践汇编》下第2条的评估框架,包括其对请求国人权记录、司法独立以及对个人造成伤害风险的关注。然而,他们指出,这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能够协助从业人员在复杂案件中评估合规性的实际案例。
他们还指出了令人担忧的模糊之处,例如暗示某些权利侵犯(例如过度审前羁押)本身可能不会导致通缉令不合规。文章强调,需要更加明确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替代形式的证据(如法律意见书或个人声明)来证实滥用指控,特别是在无法诉诸法院的情况下。
第3条下的指导
转向禁止国际刑警组织干预具有主要政治性质事务的第3条,文章回顾了《实践汇编》对涉及政治人物、抗议活动和恐怖主义相关指控的案件的扩展处理。文章对纳入实用案例表示欢迎,这些案例有助于区分真正的刑事指控与被用作政治迫害借口的指控。
然而,作者指出了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涉及金融犯罪的案件中,这些犯罪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针对政治对手和商业人物。尽管《实践汇编》承认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但它并未提供充分的标准或范例来指导评估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经济犯罪。
文章提请人们注意这些局限性如何影响国际刑警组织滥用行为的“非传统”受害者,例如卷入政治动机诉讼的商界人士。作者呼吁在这些领域提供更健全的指导,并在证据标准和基于情境的评估方面提供更高的机构透明度。
结论
马格里(Magri)和格罗斯曼(Grossman)总结认为,虽然2024年的《实践汇编》体现了进步(特别是通过扩大范围和纳入第二条),但它最终未能弥合原则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他们指出,在缺乏更清晰的基于场景的示例和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实践汇编》仍然停留在愿景层面而非具可操作性。他们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在未来的修订中优先考虑清晰度、一致性和资源分配,以确保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防止遭到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