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2024年红色通缉令统计数据显示,发布的通缉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而该组织内部合规机制拒绝或取消的通缉令数量也达到了空前水平。然而,正如先前所指出的,这些数字中缺乏国家层面的数据,这继续掩盖了系统性滥用的模式。孟加拉国当局最近的一项披露,如今暴露了在缺乏国家层面数据的情况下仍然被隐藏的那类模式。
根据2025年10月发表的新闻报道(包括《新时代报》和其他国家级媒体),在过去的一年里,孟加拉国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25份红色通缉令请求。总秘书处仅接受并发布了四份。警察总部媒体助理总监(AIG)AHM·沙哈达特·侯赛因(AHM Shahadat Hossain)公开披露了这些数字,并表示:
“自2024年8月至今,国际刑警组织联络处已提交针对25个人的红色通缉令请求。到目前为止,国际刑警组织已对4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尽管他们的姓名无法公开。”
被针对个人的背景强烈暗示了原因:
“这些人包括被罢免的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她的女儿萨伊马·瓦泽德(Saima Wazed)、她的儿子萨吉布·瓦泽德·乔伊(Sajeeb Wazed Joy)、前桥梁部长奥拜杜尔·卡德尔(Obaidul Quader)、前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Asaduzzaman Khan)、前解放战争事务部长AKM·莫扎梅尔·哈克(AKM Mozammel Haque)、前新闻部长哈桑·马哈茂德(Hasan Mahmud)、前纺织和黄麻部长贾汉吉尔·卡比尔·纳纳克(Jahangir Kabir Nanak)、前教育部长莫希布尔·哈桑·乔杜里(Mohibul Hasan Chowdhury)、前达卡南城市长谢赫·法兹勒·诺尔·塔波什(Sheikh Fazle Noor Taposh)、哈西娜的安全顾问、退役少将塔里克·艾哈迈德·西迪克(Tariq Ahmed Siddiq)、前电力和能源国务部长纳斯鲁尔·哈米德(Nasrul Hamid)以及前新闻和广播国务部长穆罕默德·阿里·阿拉法特(Mohammad Ali Arafat)。”
绝大多数是与前政府有关联的现任或前任高层政治人物。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针对这些个人的行为似乎并非孤立的失误,而是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模式,这与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第3条规定的禁止原则不符:
“严禁本组织进行任何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孟加拉国提交的25份红色通缉令请求中有21份未由总秘书处发布,这一事实表明国际刑警组织的内部合规机制(具体为通缉令和扩散通报工作组,简称NDTF)发挥了应有的作用。NDTF成立于2016年并于2018年扩编,负责对所有红色通缉令和寻人扩散通报进行法律和质量审查,并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第3条进行特别严格的审查。尽管官方尚未确认这些请求已被正式拒绝,但它们长期未获发布(目前已持续数月)表明它们已遭到总秘书处的审查和拒绝。
然而,这一结果之所以为人所知,只是因为孟加拉国当局选择披露这些数字。虽然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公布了被拒绝或取消的红色通缉令总数的年度统计数据(2024年为2,462起,其中194起依据第3条),但它并未提供按国家划分的细目。因此,外界无法了解哪些国家在持续提交不合规的请求。
按原籍国和法律依据分类公布拒绝率统计数据将显著提高透明度,且不会损害行动安全或个案保密性。此类数据将使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能够监督趋势、评估合规性,并与那些使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令人担忧的国家进行建设性接触。如果2024年能够获得此类统计数据,它们将显示孟加拉国红色通缉令请求的不合规率为84%——在25起中拒绝了21起——从而标示出源自该国的通缉令在合法性和质量上存在的潜在结构性问题。
在缺乏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公众对系统性滥用的认识仍然取决于临时披露或媒体报道。孟加拉国的案例提供了一个罕见但能说明问题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过滤机制旨在防范的滥用行为,以及哪些情况依然隐匿在视线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