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2024年红色通缉令统计数据显示，签发通知数量创历史新高——同时，该组织内部合规机制拒绝或取消的通知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这些数据中缺乏国家层面的细分，继续掩盖了系统性滥用的模式。孟加拉国当局最近的披露揭示了在缺乏国家层面数据的情况下仍然隐藏的此类模式。
根据2025年10月发布的媒体报道，包括《新时代》及其他国家媒体，孟加拉国在过去一年中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25份红色通缉令请求。但只有4份被总秘书处接受并发布。这些数据由警察总部助理督察长（媒体）AHM Shahadat Hossain 公开披露，他表示：
“从2024年8月至今，国际刑警组织联络处已提交了针对25人的红色通缉令请求。截至目前，国际刑警组织已对其中4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但他们的姓名无法透露。”
被通缉人员的背景强烈暗示了原因所在：
“这些人包括被罢免的总理谢赫·哈西娜、她的女儿赛义玛·瓦泽德、她的儿子萨吉布·瓦泽德·乔伊、前桥梁部长奥拜杜尔·夸德尔、前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前解放战争事务部长AKM·莫扎梅尔·哈克、前新闻部长哈桑·马哈茂德、前纺织和黄麻部长贾汉吉尔·卡比尔·纳纳克、前教育部长莫希布尔·哈桑·乔杜里、前达卡南市市长谢赫·法兹勒·努尔·塔波什、哈西娜的安全顾问退役少将塔里克·艾哈迈德·西迪克、前电力和能源国务部长纳斯鲁尔·哈米德以及前信息和广播国务部长穆罕默德·阿里·阿拉法特。”
绝大多数是与前政府有关联的现任或前任高级政治人物。试图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渠道针对这些个人，似乎并非孤立的错误，而是反映出一种更广泛的模式，与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三条规定的禁令不符：
“本组织严禁从事任何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孟加拉国提交的25份红色通缉令请求中有21份未被总秘书处发布，这一事实表明国际刑警组织的内部合规机制——特别是通缉令与信息发布工作组（NDTF）——按预期发挥了作用。NDTF成立于2016年并于2018年扩大，负责对所有红色通缉令及通缉人员信息发布进行法律和质量审查，并特别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三条进行严格审查。尽管尚未有官方确认这些请求已被正式拒绝，但它们长期未被发布——至今已持续数月——表明它们已由总秘书处审查并驳回。
然而，这一结果之所以为人所知，仅仅是因为孟加拉国当局选择披露了这些数据。尽管国际刑警组织现在每年发布被拒绝或取消的红色通缉令总数统计（2024年为2,462份，其中194份根据第三条规定），但它不提供按国家划分的细分数据。因此，无法了解哪些国家持续提交不合规的请求。
公布按原籍国和法律依据细分的拒绝统计数据，将在不损害行动安全或个案保密性的前提下，显著提高透明度。此类数据将使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会能够监测趋势、评估合规性，并与那些使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引发担忧的国家进行建设性接触。如果2024年有此类统计数据，它们将显示孟加拉国红色通缉令请求的不合规率为84%（25份中有21份被拒绝），从而揭示该国发出的通缉令在合法性和质量方面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在缺乏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公众对系统性滥用的认知仍依赖于临时披露或媒体报道。孟加拉国案例提供了一个罕见但极具说服力的视角，揭示了国际刑警组织内部过滤机制旨在防止的滥用行为——以及仍未被揭露的真相。
